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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巨峰的山顶周围，看起来似乎真有一条无人逾越的警戒线。在海拔25,000英尺以上的地带，低气压会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攀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一场轻微的风暴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致命的；惟有完美的气候和降雪才能带来最小的攀登成功的可能。但在登山的最后阶段，没有人能够选择这样的机会……
不，珠穆朗玛峰没有屈服于人们所做的最初几次尝试并不令人奇怪；如果她屈服了的话，那倒让人感到惊诧和些许的悲哀了，因为这不是伟大山峰应有的气质。我们也许有些自负于精湛技艺制作出来的冰镐和登山靴，以及由这个技术至上的时代所创造的奇迹。但我们忘记了，大山仍然掌握着王牌，她会在认为合适的时候赐予你成功。否则，登山还有什么其它深层次的吸引力呢?
n 埃里克·布普顿《在那座山上》
双脚跨越世界之额，一只脚在中国境内，另一只脚在尼泊尔境内，我抹去氧气罩上结的冰，耸着两个肩膀以抵御寒风，茫然地俯视着宽广无根的中国西藏。我无助地感到脚下连绵的大地如此壮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幢憬着这个时刻，以及在这个时刻所产生的壮怀激烈。但是，当我现在真的站在这里，站在这世界屋脊之上时，却不能唤起任何感怀的力量。
此时是1996年5月10日刚过中午。我已经57个小时没有睡觉了。3天中惟一的进食是强迫自己吞咽下去的莱门汤和一把玛氏巧克力豆。连续几周猛烈的咳嗽把我的肋骨都快震裂了。每一次正常呼吸都要付出极为痛苦的代价。在海拔29,028英尺的对流层，大脑只能得到很少量的氧气。我的智力和弱智儿童差不多。这时候，除了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我比阿那托列·布克瑞夫--一位为美国商业探险队工作的俄罗斯向导晚几分钟到达山顶，比安迪·哈里斯早到。虽然我和安迪·哈里斯仅是一面之交，可在过去几周里我却渐渐与安迪·哈里斯相识并且喜欢上了他。我拍了四张哈里斯和布克瑞夫攀登峰顶而后折返下山的照片。手表指在下午1时17分。我总共在世界屋脊上停留了不到5分钟。后来，我停下来拍摄了另一张俯瞰东南山脊那条我们上山路线的照片。当我将相机对准正在接近山顶的两个人时，我才注意到一个一直被攀登者忽视的变化。在南边，几小时前还清澈的天空中，毛毡似的云彩此时正遮掩了环绕着珠穆朗玛峰的较小山峰。
后来，找到了6具尸体，寻找另两人的努力被迫放弃；队友贝克·韦瑟斯坏死的右臂被医生切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开始变天时靠近山顶的登山者没有留意到任何迹象呢?为什么富有经验的喜玛拉雅向导不停地向上攀登，将一群毫无经验的业余登山者--他们每个人交付了6.5万美元以换取安全登顶--带入一个明显的死亡陷阱呢?
没有人能替此次悲剧中的两支向导探险队的队长讲话了，因为这两个人都死了。但我可以证明，5月10日中午刚过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预示风暴正在逼近的迹象。根据我缺氧大脑的记忆，从被称为"西谷"的大冰谷升起的云团看起来细微飘渺并无危险。云团在午后灿烂的阳光下泛着微光，看起来与山谷中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升起的普通对流凝聚云团并无区别。
我匆匆忙忙下山的原因和天气并无多大关系，我当时查看了氧气瓶的指示器，发现氧气快要用完了。我必须下山，而且要快。
珠穆朗玛峰东南脊的上半部分尽是被冰雪覆盖的岩石和由风在峰顶和较低的南峰顶之间堆积起来的绵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积雪。越过这段呈锯齿状的山脊没有太高的技术难度。但这段路完全暴露，没有任何遮蔽。从顶峰上下来后，我小心地拖着双脚又走了15分钟，穿过了一座海拔 7,000英尺的深谷来到了声名狼藉的希拉里台阶。这是明显的凹口地带，需要些攀登技巧。当我将自己扣到固定绳索上准备用绳子下山时，我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
在我下面30英尺的地方，早有十几个人在希拉里台阶的底部排成了一行。有3个人正拉着那条我准备用来下山的绳索向上攀登着。我的惟一选择就是将自己从公用的安全绳索上解下来，退到一旁。
堵塞的人群由3支探险队组成：我所在的由新西兰著名向导罗布·霍尔领导的、由一些付钱顾客组成的探险队；还有一支以美国人斯科特·费希尔为向导的探险队；再有一支就是非商业性的台湾团队。登山者们缓慢地移动在海拔 26,O00英尺以上地带。拥挤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努力向希拉里台阶攀登，而我则紧张地等待着下山的时机。
在我从顶峰下来后不久，安迪·哈里斯也下来了，并很快追上了我。为了保留氧气罐中的氧气，我让他把手伸进我的背包关上氧气调节器的阀门。他照我说的做了。在后来的 10分钟里，我的感觉莫名其妙地好，甚至比开着氧气时还少些疲惫感。再后来，我就感到窒息了，视线变得模糊不清，脑袋发晕，眼看就要失去知觉。
因受缺氧的困扰，安迪·哈里斯非但没有帮我关上氧气罐，反而错误地将它开到了最大，放走了氧气。使我仅有的氧气被白白浪费了。虽然在下面250英尺的南峰顶我还可拿到一支氧气瓶，但要走到那里，就先要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通过那段极为暴露的地段。但首先，我要等这群人散去。我摘下已没有作用的氧气面罩，把冰镐凿进大山冰冻的表层中，然后蹲坐在山脊上。当我和从我身旁鱼贯而过的人们互相用毫无新意的语言表示祝贺时，心里却非常焦急，暗暗地祈祷："快点吧!快点吧!当你们这帮人在这儿磨磨蹭蹭的时候，我的脑细胞正在成百万地坏死!"
从我身旁走过的人中多数来自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但在人群的后边我的两名队友也终于出现了--罗布· 霍尔和南比。沉默而坚韧的南比再过45分钟便可成为登上珠峰的最年长的妇女和登上所有大洲最高峰即所谓7大高峰的第2位日本人。虽然她只有91磅重，但她麻雀般小巧的身体里蕴藏着令人生畏的坚韧。她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可动摇的欲望的驱使下前来攀登珠峰的。
再后来，道格·汉森登上了希拉里台阶。道格·汉森也是我们这支探险队的成员。这位来自西雅图郊区的邮政工人和我在山上成了亲密的朋友。我在风中向他大声喊道 "胜利在望"，并极力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精疲力竭的道格·汉森在氧气面罩后边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继续沉重而缓慢地向上攀登。
在队伍最后的是斯科特·费希尔。我们都住在西雅图，并在那儿偶然相识。斯科特·费希尔的力量和魅力颇具传奇色彩：1994年他在没有使用氧气瓶的情况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所以当看到他现在如此缓慢地移动、摘下氧气罩向我致意时竞显得如此疲劳时，我颇感意外。他喘着粗气极力高兴地用他特有的谈谐向我打招呼："布一鲁一斯!"我问他感觉怎么样，斯科特·费希尔坚持说感觉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今天精神有点不好，但没多大问题。"当希拉里台阶上人群散去时，我把自己扣挂在桔黄色的绳子上，在斯科特 ·费希尔被自己的冰镐突然绊倒时迅速绕过他，从悬崖边上降了下去。
等我终于下到南峰顶时已经是3点多了。这时，卷须状云团正飘过海拔27，卿英尺的霍泽峰，向珠峰金字塔形的峰顶围拢过去。天气不再平静。我抓起一个新氧气瓶并把它接在调节器上，冲进山下聚拢的云雾中。等我下到南峰顶下面时，天上下起小雪来，视线一片模糊。
距我垂直高度400英尺的地方，纯净湛蓝的天空下，珠峰依然冰浴在灿烂的阳光中，我那些好朋友嬉戏成一团，纪念登上这个星球的最高点。他们挥舞着旗帜，拍着照片，用光了宝贵的分分秒秒。他们谁都想不到一场可怕的严峻考验正在临近。毋庸置疑，在这漫长的一天即将结束之时，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第二章
在远离高山的冬日里，我在理查德·海力伯顿所写的《世界奇观》中找到一张模糊的珠穆朗玛峰的照片。那是张效果很差的复制品，参差不齐的白色山峰耸入奇异的黑色而杂乱的天空里。珠穆朗玛峰坐落在这些山峰的后面，甚至显得并不很高，但这并不重要。插图的说明指出它是最高的山峰。梦想是看懂这幅照片的关键；梦想使小男孩能进入到画中，站在寒风吹拂的山顶，向那座最高峰攀登，现在那不再是高不可及的……
有些异想天开的梦想能自由地伴随人成长，攀登珠峰的梦想就是其中之一。我相信我的珠峰梦想不仅仅是属于我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的至高点，她是许多孩子和成年人所追求、向往的目标。
—— 托马斯·霍恩宾 摘自《珠穆朗玛峰：西脊》
真实的细节因被神话遮掩而不甚清晰。时间是1852年，地点是"印度大三角测量"机构在台拉登北部山上的考察站。根据最近乎可能的说法，一台名叫锡克达的孟加拉电脑" 发现了世界最高峰"。(在那个时代，电脑只是一种职业描述而非机器。)这座被测量员标为第25号的山峰，在3 年前即被首次用24英寸经纬仪测出了其倾斜度，这个尚待证实的山峰从封闭的喜玛拉雅山脉的中心耸然而出。
在锡克达汇总并计算出测量数据之前，没有人怀疑25 号山峰有值得人注意的地方。6座用来对珠峰进行三角测量的测量站坐落在印度北部和山峰相距100多英里的地方。在测量人员看来，25号峰除了峰顶以外其它部位均被前面的山崖遮挡住了，而其中一些山崖给人造成更高一筹的错觉。但根据锡克达精细的三角测量(它考虑到了诸如地球表面弯曲、空气折射和铅垂线测量偏差等因素)，25号山峰海拔29,O02英尺，是地球的最高点。
1858年，在锡克达计算结果得到证实后的第6年，印度测量局在英人主持下，擅将该局前局长额菲尔士的姓氏命名此峰。而此时此刻，在这座巨峰北侧居住的西藏人早就给它起了个甜美的名字--珠穆朗玛(藏语"女神第三")；住在南侧的尼泊尔人则称它为"萨迎-玛塔"，即"天空之神"。(译者注：1952年中国政府将额菲尔士峰正名为珠穆朗玛峰。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
一旦珠穆朗玛峰被确认为地球最高峰，人们决定攀登它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美国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于1909年宣布到达北极、罗德·阿蒙森率领挪威探险队于 1911年抵达南极之后，被称作第三极的珠穆朗玛峰就成为殖民探险家们渴求的目标。作为有影响力的登山家和早期喜玛拉雅山登山史的见证人，冈瑟·欧·迪伦弗斯说过，登临珠峰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一项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不能退却的事业"。
后来人们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重。自1852年锡克达发现珠峰起到其最终被登临的101年间，珠峰共夺去了24条生命，挫折了15支探险队。
在一些登山家和地貌鉴赏家看来，珠穆朗玛峰并不是特别秀美出众。她的体形过于矮胖宽大，外观粗糙。但是珠峰所欠缺的建筑学上的美可以被其压倒一切的总体美所弥补。
珠穆朗玛峰比她身下的山谷高出12,O00英尺，她是喜马拉雅山主峰。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交界处。远远望去，它像是一座由闪着银光的积雪和暗色条纹状岩石构成的三面体金字塔。英国人把持了最初的8次探险，不过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从北部即中国西藏自治区一侧发起的，因而算不上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北侧是戒备森严的珠峰最为薄弱的一面，而是因为在192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向外国人开放了其长期关闭的边界，而尼泊尔人却依然禁止外国人人境。
早先攀登珠峰的人要从大吉岭跋涉400英里陡峭的山路，穿过青藏高原，一直走到珠峰的脚下。他们当时对隐伏在高海拔地区的严重危险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装备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得可怜。然而在1924年，第3支英国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费利克斯·诺顿到达了海拔28，126英尺的高度，距离峰顶只有900英尺。但后来，他因精力耗尽和雪盲症而使攀登失败了。然而，这一惊人骄绩在随后的29年内大概无人逾越。
我讲"大概"是因为在诺顿登顶失败后的第4天发生了件事情。6月8日一大早，来自192 4年那支英国探险队的另两名成员，乔治·利·马洛里和安德鲁·欧文离开最高的营地向顶峰进发了。
马洛里这个名字与珠穆朗玛峰密不可分。他对前三次探险活动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其幻灯片式的全美巡回演讲中，正是他在回答一位缠人的记者提出的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峰这个问题时，讲出了一句著名的话："因为它在那儿!"1924年，马洛里38岁，是个已婚且育有3个孩子的学校校长。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的他是个惟美主义者和带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以健壮的体格、优雅的社交风度和引人注目的外貌成为英国上流文化圈阶层的钟爱之人。在珠峰海拔很高的帐篷里，他和他的同伴居然能高声诵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中的章节。
1924年6月8日，当马洛里和欧文缓慢地奋力向上攀登时，珠峰上部云浪翻滚，使得山下的同伴无法追踪他们两人的进展。中午12时50分，云团暂时散开了。队友诺艾尔·奥德尔在很短的时间里但却很清楚地看到了马洛里和欧文高高在上的身影。他们大约比计划晚了5个小时，但仍然"不慌不忙地、敏捷地"向上攀登着。
那晚，两人再也没有返回帐篷，也没人再看到过他们。但此事却从此引发了关于两人或者其中一人是否在被大山吞没前到达过顶峰成为英雄的激烈争论。平衡各方证据后的情况表明没有。由于缺乏真凭实据，他们一直未被视为登上珠峰的第一人。
1949年，经过几个世纪的闭关锁国，尼泊尔终于向外部世界打开了自己的边境。一年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入藏。攀登珠峰的人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珠峰的另一侧。 1953年春，一支满怀激情并有着近乎于军事行动所需的强大装备的英国探险队成为第3支由尼泊尔境内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5月2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苦努力，他们在东南脊海拔 27，000英尺的地方搭起了一个帐篷。第二天一早，埃德蒙德·希拉里，一位又高又瘦的新西兰人和丹增，一位技艺高强的夏尔巴登山人，背着氧气瓶向顶峰挺进。
到上午9点钟，他们已到达南峰顶，并且望见了一条极窄的通向珠穆朗玛峰顶的山脊。又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到达了一块大岩石的脚下。希拉里后来写道："看起来是有关攀登的最难克服的问题--一块高达40英尺的岩石，岩石表面光滑，没有可以抓握的地方。对于一群低海拔地区的专业登山者来说，这也许是个轻松的问题，但在这里，它是我们微薄力量所无法克服的障碍。"
丹增紧张地从下面将绳子放松。希拉里挤进了介于岩石和岩石边缘上柱状直立的积雪之间的一个裂缝，然后开始一寸寸地，在后来被称为希拉里台阶的地方攀登。这次攀登紧张而曲折，但希拉里还是坚持了下来，正像他后来写到的那样：
"我终于到了那块岩石的顶部．身体从裂缝内钻到了宽阔的山脊上。我在地上躺了半天才使呼吸平静下来。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强大的决心，一种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我们到达顶峰的决心。我稳稳地站在山脊上，示意丹增上来。我用力地拽着绳子，而丹增则扭动着身子从裂缝中爬了出来。最后当他爬上来时，他像一条经过激烈抗争后被从海里拽出来的大鱼似的瘫软在地上。"
与疲劳不断抗争的两位登山者继续沿着起伏不定的山脊向上前进。希拉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坚持到底。希拉里又爬过一座山，前方的山岭蜿蜒而下，希拉里可以遥望中国西藏很远的地方。希拉里抬起头，头顶是一个圆形雪堆。挥动了几下冰镐，又小心地迈出了几步，希拉里和丹增终于到达了山顶。
这样，在1953年接近中午的时候，希拉里和丹增成为世界上最先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的人。
3天后，伊丽莎白女王在加冕典礼前夕得到了登上珠峰的消息。英国伦敦《泰晤士报》6 月2日早版上首先做了报道。这条电讯稿是一个名叫詹姆士·莫里斯的年轻记者从珠穆朗玛峰上用一台密码无线发报机发出的(为了防止竞争对***在《泰晤士报》前面报道)。
20年后，这位年轻人成为极负盛名的作家，接受了一次著名的变性手术并将其基督名改为让。莫里斯40年后在《额菲尔士峰加冕：第一次登顶和女王加冕》一文中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这两件事的巧合(加冕典礼和登上珠穆朗玛峰)在英国受到了人们带着近乎神秘的喜悦的欢迎。 (英国人)终于从二战结束后折磨人的酸苦中爬出来了，但同时也面对着帝国的失落及世界范围内英国势力不可避免的消退，英国人不能完全相信新即位的年轻女王象征着新的开始--报纸所乐称的维多利亚时代。1953年6月2日的加冕典礼是象征希望和欢乐的一天。这一天，英国人所具有的全部爱国热诚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释放机会：更让人称奇的是，就在同一天，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了消息，实际上是从这个老大帝国的前线--英国的一个登山队，登上了人类在地球上剩下的最重要的山峰和冒险的目标……"
这个时刻唤起了英国人心中交响乐般恢宏的情感：自豪、爱国主义、对往日战争和勇敢的怀旧感、期盼重现辉煌的明天……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当他们在7月伦敦细雨纷飞的早晨等待加冕仪式时，他们听到了这个神奇的消息，世界的最高点，他们认为已经是他们的了。
被女王封为爵士后，爱德蒙德·希拉里的形象被印上了邮票、连环漫画、书以及杂志封面。一夜之间，这个来自奥克兰的面容消瘦的养蜂人变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人物。希拉里和丹增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的一个月我还是个胎儿，因而无法分享漫卷全球的人们的自豪和惊叹。一位年长的朋友说这件事就其深刻影响来说，可与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相提并论。10年后，另一个人登上珠峰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1963年5月x日，汤姆·霍思宾，一位来自密苏里的30 岁的医生和威利·安索爱尔德，一位来自俄勒冈的神学教授，一起沿着从未有人攀登过的险峻的西山脊到达了珠峰顶峰。到那时为止，已有11人4次成功地登临珠峰。但是西山脊这条路线比前两条路线即南山口 --东南山脊线和北山口--东北山脊线这两条线要难得多。霍恩宾与安索爱尔德登上珠峰这件事当时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登山史上的巨大成就。
在向顶峰挺进的那天傍晚，这两位美国人越过了一段陡峭而易碎的岩石地层，即声名狼藉的黄色地带。登上这个峭壁需要强劲的体力和高超的技巧。在这个海拔高度上，再没有比这更严峻的技术挑战了，霍恩宾和安索爱尔德一登上黄色地带就开始担心他们能否安全下来。最后他们做出决定，能活着下山的最大希望就是翻过顶峰，再从人们熟知的东南脊路线下山。天色已晚，地形陌生，瓶装的氧气也在迅速地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计划。
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于18时15分到达顶峰时正是夕阳西下。他们只好在海拔28，O00英尺的地方露宿一夜。在当时，这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天晚上天气寒冷，好在没有刮风。尽管后来安索爱尔德的脚趾因冻伤被截掉了，但两人总算能活着回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那时候我才9岁，住在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这里也是安索爱尔德的家乡。他是我父亲的密友。有时我和安索爱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雷冈比我大1岁，大卫比我小1岁。在威利·安索爱尔德准备去尼泊尔的前几个月，我在父亲、威利和雷冈的陪伴下第一次登上了位于喀斯喀特山脉的一座9，O00英尺高的火山山顶。现在那里安装了空中缆车。毫无疑问，1963年发生在珠峰上的英雄事迹在我尚未成熟的想象中激起了巨大而悠长的回响。正当我的朋友将约翰·格伦、桑迪·库法克斯和约翰尼。尤尼塔斯奉为偶像时，我把霍思宾和安索爱尔德当成了自己心中的英雄。
我心里暗暗地想，有一天我也能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以后10多年里，这一直都是我奋斗的目标。到我20刚出头的时候，登山成为我生活的中心。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登临山顶是真实、永恒且具体的行为。危险使得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
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一个登山者即意味着加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其不受户外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充满阳刚之气，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文化的要素则是要给别人留下印象。登上某座山峰比如何登上这座山峰重要得多。名气是靠大胆的方式、精练的装备和从最困难的路线攀登而赢得的。没有谁能比所谓的单人徒手登山者更受人钦佩了：即不用绳子或大型装备而独自攀登的人。
那时候我活着就是为了登山。我靠每年5，000至6，O00块钱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泰吐斯或是阿拉斯加山的费用，我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我在二十五六岁时曾经放弃过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念头。那段时间，登山者中流行着将珠穆朗玛峰贬为"矿渣堆"的说法--意指它是一座缺乏技术挑战和审美吸引力，以至于对"正统"登山者来说不值一提的山峰。所以我也开始小瞧世界最高峰了。
这种偏见的产生是始于80年代初，珠穆朗玛峰最容易的一条路线--即南山口至东南山脊线--已被攀登过 100多次了。我和我的同伴把东南山脊称为"୰